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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情闹大后,最先来找我的不是陆时安,而是我妈。
她在厨房里沉默很久,才端出一碗汤。
“你小姨哭着给我打电话,说你把事情做绝了。”
我接过汤,没有喝。
“妈,你也觉得我做绝了吗?”
她抿了抿唇。
“我只是怕你以后更难找对象。”
这句话,我从二十五岁听到三十岁。
事业做得好,会被说太强势;买了房,会被说让男人有压力;不愿意和陌生人谈共同账户,会被说防备心太重。
好像女人每多拥有一点,就该主动交出去一点,来证明自己没有那么难相处。
我轻声问她:“那我应该怎么办?装作没看见,替周临川付那顿饭,再把二十万转过去,等他们夸我懂事吗?”
我妈眼眶红了。
“不是。”她说,“我只是……以前也总觉得,女人吃点亏,日子才过得下去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她低头看着自己粗糙的手。
“你爸做生意失败那年,我把嫁妆卖了。他后来翻身,却说那是他自己熬出来的。我那时候也没跟他算,因为怕家散了。”
她抬头看我,声音很轻:“后来家还是散了。”
我鼻子一酸。
她把那碗汤往我面前推了推。
“知言,妈不是怕你算得太清。妈是怕你一个人。但你要是真觉得这条路对,就别像我一样委屈自己。”
那天晚上,我把工作室的财务制度重新做了一遍。
所有合作,必须书面确认;所有亲友项目,必须经过第三方审批;任何人不得以私人关系触碰客户资料。
我还新设了一项服务:婚前共同创业风险评估。
第一批客户,排到了两个月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