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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庭前一周,杨小艳从看守所托人带出来一封信。
“姐,我知道错了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”
“我不该听周鸣远的话,是他怂恿我的。”
“他说你身体不好,厂子的承包权早晚要交给我打理。”
“那药也是他买的,他让我放我就放了,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”
“姐,你从小就最疼我。你还记得吗?”
“小时候我没鞋子穿,你把自己的鞋脱给我,自己光着脚走山路去上学。”
“脚底板磨得全是血泡。”
“你说过,只要有你一口饭吃,就不会让我饿着。”
“姐,我求求你,你来看看我。”
“就看在咱们是一个妈生的份上。”
最后一行字写得特别大:
“姐,你要是不来,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。”
我把信从头到尾读了两遍。
划一根火柴,点着了。
灰烬落在烟灰缸里。
轻飘飘的,一口气就能吹散。
小时候我确实把鞋脱给她穿过。
那天天很冷,山路上的碎石子把脚底板磨得全是血泡。
她跟在我后面哭,说姐你真好,姐我长大了一定对你好。
她长大了。
她对我的好,是每天一碗掺了农药的燕窝。
我把灰烬倒进垃圾桶。
小时候把鞋给她穿,是姐姐对妹妹的情分。
这辈子把她送进监狱,是她欠我的公道。
情分和公道,是两笔账。
看守所又传来消息。
杨小艳听说我不去看她,在监室里又哭又闹。
说要见我,哪怕只见一面。
有重要的话要对我说。
狱警问她什么话,她说只能说给我一个人听。
我听完,跟传话的人说:
“告诉她,有什么话在法庭上说。”
“当着法官的面说,当着所有人的面说。”
“她不是最爱演戏吗?法庭上,给她搭个最大的台子。”